第三单元，位于中部，由十九辆战车，二百六十四个步兵俑和八个骑士俑组成长方形阵，共分三列，每匹马前立骑士俑一个，一手牵马缰，一手作拉弓状，每乘车后除三名车士外，还配有八到三十六个步兵俑，第四单元，位于军阵左侧，一百零八个骑士俑和一百八十匹陶鞍马俑排成十一列横队，组成长方形骑兵阵，其中第一和三列为战车六辆，每匹马前，立胡服骑士俑一个，右手牵马，左手拉弓，而俑坑内的一百零八件骑兵俑是我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数量众多的古代骑兵的形象资料，在服饰装束及高度等方面都是严格模拟古代骑兵的战时形象，与步兵和车兵俑显然不同，它头戴圆形小帽，帽子两侧带扣系在颌下，身着紧袖、交领右衽双襟掩于胸前的上衣，下穿紧口连裆长裤，足磴短靴，身披短而小的铠甲，肩上无披膊，手上无护手甲，衣服具有短小轻巧的特色，铠甲显得简单而灵活，骑兵俑特殊的装束也与骑兵的战术特点密切联系。
而铜车马的出土使世人耳目为之一新，其工艺之复杂，作之精巧，技艺之卓越无不令人惊叹，秦陵二铜车是一种带有篷盖的豪华车，车舆接近正方形，它宽七十八厘米，进深八十八厘米，其宽度仅比一号车长四厘米，可进深较之一号车长四十厘米，二号车舆上罩着一块类似于龟盖状的篷盖，大篷盖不仅将车舆全部罩了起来，甚至连车舆前边的“驾驶室”也遮盖起来，形成封闭式的车舆，以便车主与“驾驶员”传递命令，二号铜车属于小轿车类型，车主既可以坐乘，也可以卧息，如果躺在这样宽敞、舒适、豪华的车舆内，完全可以享受到一种“软卧车”的舒服感，即使远行千里也可以消除长途颠簸的疲劳，二号车车内设备更富有特色，车舆内曝有彩绘美的软垫，考古专家曾在车舆底部发现一块方形大铜板，其大小几乎与舆论舆论底尺寸相当，铜板表面彩绘着各种鲜艳的几何形图案花纹，下面四角和中部有八个三厘米高的铜支钉支撑，这块彩绘大铜板无疑就是古车上的“文茵”，类似于一种软垫制品，如果车中铺设双重文茵，一定更加平稳而舒适，其功能无异于现代的“软卧车”，可以说二号车属于我国最早的“软卧车”模型，考古专家经过仔细清理发现二号铜车马总共由三千四百六十二个铸件组成，其中铜铸件一千七百四十二件，金铸件七百三十七件，银铸件九百八十三件，总重量达一千两百四十一公斤，其中金铸件三公斤多，银铸件，四公斤多，一号铜车马铸件的数量也不会相差太远，两乘车加起来不少于五千多个零部件，尤其令人拍手叫绝的是这里所有的零部件全部是铸造成型，而这五千多个零部件无论是大至两平方米以上的篷盖、伞盖及车舆、铜马、铜俑等，还是不足零点二平方米的小攸勒管都是一次铸造成型。就拿篷盖与伞盖的铸造来说，它不仅面积大，而且薄厚不一，厚的地方为零点四厘米，薄的地方仅有零点一厘米，再加上篷盖、伞盖，都有一定的弧度，这样难度大的篷盖、伞盖能一次性浇铸成功，不要说在两千两百年前的秦代，就是在科技发达、设备齐全的今天也并非易事，铜马和铜俑的铸造也令我们当代的工程师望尘莫及，我们发现八匹铜马、两个御官俑的铸造都达到了惟妙惟肖的程度，无论是整体造型，还是神态、性格、气质的刻划都可以与秦俑坑那雕塑最好的将军俑相媲美，铜马、铜俑铸造如此准，形神兼备实为罕见。比如铜马的笼头，它是由八十二节小金管和七十八节小银管连接起来，每节扁状金银管长仅零点八厘米，一节金管与一节银管以子母卯形式相连接，其精细和灵活程度较之现代的表链毫不逊色，经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那马脖子下悬挂的缨络，这些缨络全是采用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铜丝制作的。专家们用放大镜反复观察，惊奇地发现铜丝表面无锻打痕迹，粗细均匀，表明很可能是用拔丝法制成，尤其是以铜丝组成的链环，是由铜丝两端对接焊成，对接面合缝非常严密，如此纤细的铜丝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制作？采取什么样的工艺焊接？目前还是一个谜团，总之铜车马的铸造工艺堪称古代青铜冶铸方面了不起的奇迹，试想当时没有车床，更没有现代化的冶铸设备，铸造出如此精美的金、银、铜大小规格不同的车马部件实在是一项伟大的创举，秦始皇兵马俑二号俑坑出土的总之，秦俑二号坑出土的弓箭手、轻车兵、骑兵俑等，首次为我们展示了两千两百年前的古代骑兵、轻车兵和弓箭手的形象资料，在古代军事史的研究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秦始皇兵马俑三号坑位于一号坑西端北侧，与二号坑东西相对，南距一号坑二十五米，东距二号坑一百二十米，面积约为五百二十平方米，整体呈凹字形，由南北厢房和车马房组成，车马房中有一辆驷马战车及四件兵马俑，三号坑共可出土兵马俑六十八个，从三号坑的内部布局看，应为一二号坑的指挥部，三号坑是三个坑中唯一一个没有被大火焚烧过的，所以出土时陶俑身上的彩绘残存较多，颜色比较鲜艳，春秋战国之前的战争，指挥将领往往要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所以他们常常要位于卒伍之前，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增大，作战方式的变化，指挥者的位置开始移至中军，秦代战争将指挥部从中军中独立出来，这是军事战术发展的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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