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上当然也有些汉女,有自己跑来的,也有拐卖来的,当然当年和明国打仗时抢的最多,这些妇人几乎全是下层百姓家的,多是粗手大脚,似金莲这般情趣的那是绝无仅有。
银锭知道汉人互赠姬妾是常有的事,但现在和张瀚的合作才开始,交情不深,他不大好意思提起,况且银锭认为金莲这般绝色的,张瀚定然是爱如珍宝,这一次合作,张瀚居然将这般宠妾送给自己做人质,可想而知诚意也是十足。
……
银锭走后,各人再押车返回,这一阵子运粮,附近的几个店的车马都调了回来,加上主店这里留用的,临时又租了几十挂,这才勉强够用。
各人的兴头都很高,只有张瀚紧皱眉头……他在想以后搞粮食的事情。
后人一听说运粮几十石,几百石,都浑然不当回事,殊不知道,从陕西关中运粮到陕北,在明初到明朝中期都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从某县有运粮五千石到延绥镇的任务,这五千石就是六十万斤,需要骡马和人力极多,路上还需有大量耗费,官道破烂,还有很多山道,小道,河流截断道路的情形,以后世几辆大货车就轻松做了的事,在这个时代却是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现在的问题是粮价上涨,这个不怕,将来草原上需求量大,怎么涨也不害怕。
张瀚现在的生意立足点其实就是在运输上,帐局也是建立在银钱和货物的互相流通之上,如果运输上头更进一步,拥有逆天般强悍的运输物流业,那么在山西河北陕西各地的粮食如流水般运动起来,不仅和裕升不会有缺粮的危机,就算将来有那种人相食的大灾出现时,如果能及时调粮到各处,其实也不会有大股的流民演化为流寇,最终成为明王朝的掘墓人。
但张瀚不会这么做,前者是自己的事,后者是朝廷的事。
穿越到明朝越久,他就感觉这个王朝有病,不仅有病,而且还病的不轻。
赋税,户籍,商籍,市籍,贸易的管理,官员和地方管理,律法,一条鞭法,胥吏,卫所官兵,每一处都在生病,病因不明,病理却是十分明显。
再到上层,官员们只顾和皇帝扯皮,互相狗斗,皇帝赌气不理政,张瀚看过邸抄,万历四十五年到四十六年,首辅方从哲连续多次上疏,请赈灾,补充朝官等诸多紧要之事,万历皆不报,压根不理。
很多后人说万历不理政照样掌握国政,大明民间还在良性发展,那就是完全的胡扯。
南方北方情形不同,南方因贸易的发展带来的农工商的发展不能完全代表北方,万历的怠政给北方的打击是致命的,在小冰期的影响下北方更需要朝廷协调救灾,更需要官员们修水利,需要减免赋税,需要修路,需要调集粮食区的粮食补充灾区,但所有的一切都是往恶性的一面发展,一切到崇祯年间终结。
下到胥吏贪污舞弊,官员对民间苦难的漠视,上到官员们只顾在道德层面和皇帝扯皮,而对国家的改革毫无思路和建树,最胆大的改革者是张居正,但他的条鞭法和各种措施仍然是在框架内的修修补补。
明朝的律法从立国到至今没有改变过,皇帝和官员们完全不能适应新的形式,而朱元璋规定的一切还是建立在二百多年前的基础上,这二百多年,“祖制”已经成了不思进取的代名词。相比而言,宋律就不停的完善和发展,并且和唐律一样,分为多种格式,对工商的管理和促进,利用工商外贸兴盛带来的财富,在这方面,宋朝甩了大明一百条街。
地方庶政交给那些把政治当生意的浙江师爷,无论皇帝怠政或是廷仗官员试图建立权威,整个社会机构已经完全的脱离了现实,理学已经彻底走入死胡同,心学渐渐走向玄而又玄,解决不了问题不说,反而成为官员没有道德品格的护身符,法律存在的意义是要调整社会关系,视社会的变化而调整自身,但大明的法统已经失去了这种作用甚至是意愿,在传统的农业部份,用苛政和重刑将农民继续绑在田亩上,士大夫们则趴在农民身上吮血,新的工商业,金融业,外贸业游离于体系之外,体系既没有管理这些新兴产业的意愿和能力,也并不试图将这些新兴业获得的好处纳入体系之中,然后贡献给帝国,这样就走向一个死结,一方面是北方的凋敝和困苦,一方面是南方民间的富饶和舒适,而商人们越来越富,对商人的限制和削弱都不是在体系内的法律层面上,也不会转化为大明朝廷的财富,好处都被权贵阶层和商人们瓜分了,最终朝廷越来越穷,和北方的残破相得益彰,最终朝廷财政破产,北方混乱,女真人摘了桃子,然后将南方的财富和商人权贵阶层加上士林一起铲平,大家玩完。
种种认识,多是张瀚彻底融入大明之后,以后人的视角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总结自己看到的一切归纳得出。
贪官污吏和腐败的边将只是表因,内里就是这个王朝的体系已经烂透了,根结在开国皇帝朱元璋身上,后辈的不思进取因循苟且使王朝逐渐走向末路,以前张瀚百~万\小!说只是纸上谈兵,现在身处局中,思索得来的东西才大约触及到了这个王朝覆灭的真实。
但这和张瀚无关,思索虽然沉重,但并不沉痛,他又不是大明宗室,更不是皇帝,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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