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的营长姓王，他让鹤林不但当文书，还兼了他自己的勤务兵。每天得侍候王营长打洗脸水、洗脚水，盛饭、洗碗、给竹烟筒换水、打扫卫生、洗衣、叠被，当然还得抄写大量的文书工作，但与在班、排当兵的比较，这里相对来说饭能吃得稍饱一点，挨打、挨骂也少了不少。
在众多士兵的眼里，鹤林获取了一个求之不得的美差。
鹤林当上了文书兼勤务兵后，暂时觉得还可以，毕竟现在可以暂时躲避风头了，这里没有人知道他真实的身份。鹤林在这里叫王成耀。
但鹤林很快就发现在部队大部分的士兵都很苦，自己也没有完全摆脱被奴役的命运。
部队很多士兵都是抓壮丁来的，壮丁往部队押送的时候，多数是用绳子绑成一串一串的，吃饭、拉屎、撒尿，绳子都不解开。遇到有生病的壮丁走不动路了，就打。要是反抗或逃跑，干脆就要你的命。
到部队后更遭罪。吃饭，每顿一碗稀粥，根本吃不饱，里面还尽是沙子。睡觉，没有被子，更没有褥子，地上垫一点稻草，当兵的就像一窝小猪羔挤在一起，靠彼此的体温互相暖和着。
当兵的生活条件太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军官贪污。军官贪污是公开半公开的，没人敢过问，不公开敲诈士兵的钱财就不错了。
至于发饷，更是被当官的克扣的厉害，鹤林自己就很少领到军饷，领到的也是被克扣的很少一点了。
鹤林有次被营长就派了和底下当兵的一起去抓壮丁，亲眼见了他们是怎么抓壮丁的。
那是个叫张兴城的16岁的少年，本来乡丁领着军队当兵的是来抓他18岁的哥哥的，他哥哥被派上了壮丁。哥哥是他们家里的壮劳力，哥哥下面有好年幼的弟妹，靠父亲一人根本养活不过来。为了支撑起这个家，父亲带着哥哥躲开了。
乡丁和士兵们来到他们家里，没抓到他哥哥，就把长了正在生病的张兴城捆了起来，准备带回部队去凑数。
张兴城的母亲哀求：“孩子又矮又小，放了他吧！”
乡丁“哼”了一声，“小？小了可以长嘛！”
他母亲继续乞求道：“孩子有病，你看，身上的疮还在留脓。”
乡丁把张兴城浑身上下又打量了一番，还是不依：“什么疮？好治得很，用蒿子煮
水，洗几次就好了。”
就这样，张兴城被抓进了部队，当了一个少年新兵。
旧军队是一级压迫一级，没有靠山的，理所当然受欺负。
这都算不了啥，真正难以忍受的是挨打。
凡是在旧军队当过兵的，没有一人不诅咒旧军队的专制与暴戾：那哪是人过的日子？整天挨打受骂，人都被打“木”了。
“兵是打出来的”，这是旧军队军官信奉的一条带兵“法则”。
挨打最多的时候，是训练。
鹤林虽然是当文书兼勤务兵，但还得参加训练，队列里，你没站正，当官的挥起胳膊就是一耳光子；正步，你的腿踢出去时力量不够，当官的飞起就是一脚，踢在你腿上或屁股上；射击、刺杀、投弹训练，若达不到规定的标准，他要么挥起拳头打你几拳，要么用手中的棍子朝你身抽几棒。
对那些太笨的兵，实在教得不耐烦了，就罚。有时是罚站，让你站在空地上，两手举起来，一站就是个把小时。有时是罚蹲，叫你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膝弯曲成直角，两臂向正前方平举，胸部挺直，目视前方，成“骑马蹲裆”式，一次少说也得蹲上半个小时。
几乎每一位当兵的，都有一段挨打的辛酸经历。
“三拳两脚一个大耳光”，太寻常了，都是家常便饭，可怕的是那些重打。
通常是拿竹篾打手掌，打下来，手掌都要被打肿。
严重的，就拿板子或军棍打屁股。轻的，要被打得几日起不了床；重的，能把人打死。
鹤林刚到营部当文书，就见到一次打杀逃兵。
那一次，全营集合在一个大操场上，被抓回的两名逃兵押上来后，他们被剥光身体后，分别被按倒绑在两条长凳上，随后，营长宣布：每人责打500下板子！
“啪、啪、啪.......”，掌刑的士兵开始抽打那两个逃兵的屁股。
鹤林发现，军队打人的板子很厉害，500下没有打完，两个逃兵都已经死过去几次了，死过去了就用烟熏醒，醒来后再继续体罚。一个体质差点的逃兵，500下打完就几乎已经没有气了，过了一晚上就死了。
鹤林所在的部队没有投降日本人，但也没有打过什么大仗，到处乱窜转移，这天部队移防到一个小县城，营部设在当地一个大户人家的家里，这天王营长突然发现自己藏在箱子里的两根金条不在了，丢了。他怀疑的第一个人，就是行影不离跟随自己、执鞭坠镫都要侍候自己的鹤林，他一把揪住鹤林的衣领厉声喝问：“是不是你偷的金条？”
鹤林一听，吓得面如土灰，嘴唇发白，像半截木头戳在那里，僵僵地站在营长面前好一阵子，委屈地说：“不是我偷的，不是我偷的！”
“我的东西只有你知道放在哪儿，不是你偷的怎么不见了？你个吃里爬外忘恩负义的东西！”王营长气得揎拳捋袖，“啪、啪”两耳光扇了过去。
“在老百姓家里住着，我也不能天天给你看着箱子！”鹤林这样想，但绝对不敢这样说。小当兵的，几时有过说话的自由？越辩，越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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