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退休的医生或工程师依靠他们在工作的数年中积攒的钱财来度r。那时，钱币的价值相当稳定，一个自由职业者可以在他50岁时退休，同时个人的生活标准绝不会下降。那时，法国许多退休者的背景都只是普通的中间阶层，收入相对较少。退休折s出的是一种安逸的理想。一旦一个人不必再为生计奔忙，他所有的时间就可自由支配了，他可以自由享受每一天私人生活的快乐了。
富裕的人会在家中死去。对他们来说，医院是个可怕的地方，只有那些没有钱也没有家的人才会在那里死去。即使是门诊部，它们接待的客户要比医院高等一些，也仍然被视作是一种驱逐的形式。死亡与住宅紧密结合为一体。修道院院长肖蒙在1875年写到，主卧室是某天上演最后痛苦一幕的“避难所”。
在巴黎和其他大城市，这种死在家里的情况更加复杂，因为自从奥斯曼时期以来那里的公寓住宅数量一直在萎缩。空间的缺乏使得要想亲近死亡也变得困难起来，尤其自从巴斯德发现微生物以来，人们已被卫生学搞昏了头。此前死亡只是生命中的一部分，而现在已被视为一种的形式。于是，死亡逐渐被驱逐到医院中去，这就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变化。
当一个人死去时，那些照料他的人会将故者的眼睑合上，放直其肢体，在躯体上盖上一条白单。脸不会被盖上，而且要有灯火将其照亮，以在最后时刻保留一分生命的迹象。出于同样的原因，遗体要r夜有人照看，不会让其感到孤独。如果死去的人是个天主教徒，会在其胸口上放置一个十字架和一个圣枝。灵房的百叶窗有一半要关上。
死亡声明要在市政厅归档，然后死者家人要等候验尸官的拜访，他会出具埋葬许可证。一旦许可证在手，市政厅就会出具死亡证明书。对于葬礼的安排，死者家属可以求助于市丧葬署，或是负责宗教葬礼的教区牧师。在巴黎，专门有一些人承诺会组织起“完美和恰当”的葬礼仪式。
像婚礼一样，葬礼也分几个类别。在1859年，一个一流的葬礼要花费掉法郎，而最低级别的葬礼只需15法郎。不同级别的葬礼主要体视在棺材、鲜花和仪式的隆重程度上的不同。
如果死者是个有钱人，可以在他或她的家中搭建一个停放遗体用的小礼拜堂。来访者会来这里表达对死者的敬意并向棺材上喷洒圣水。更贫穷一些的家庭，会把棺材停放在入口通道上，用绉纱做的窗帘使其看上去像一个停尸的灵堂。只要遗体还停留在家中，全家人就不会在一起吃饭，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卧室中就餐。 txt上传分享
生命中的大事（10）
当组建葬礼哀悼队伍的时刻到来时，男x哀悼者们或不戴帽子步行，或乘马车前往教堂。最亲近的亲属要行进在队伍的前列。女x哀悼者们通常会直接去教堂而不会在死者家中停留。仪式结束后，只有亲戚和亲近的朋友才会护送棺材到墓地。19世纪初时贵族们仍然保留着一个古老的风俗：家庭中的女x不参加行进的队列或葬礼仪式——这一风俗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逐渐消失了。
死亡的唯一书面证据是在葬礼仪式本身的基础上发现的：死亡公告，黑边的书写纸，丧服和墓地费用支出的记录。1900年，玛丽？布瓦洛在她妹妹死后在她的账簿上记道：“为仆人和帮手支付的服丧费用：274法郎；理查夫人的丧服帽子和面纱：180法郎；墓地清扫：30法郎；捐赠费用：50法郎。”
当19世纪的人们谈论起服丧期的长度时，是为了对服丧期变得越来越短这一事实表示悲痛。服丧期的长度被看作是一个正直社会的标志，而事实却恰恰相反。18世纪的一项皇家法令将宫廷的服丧期削减了一半：如果是丈夫死了服丧1年，妻子、父母或祖父母的服丧期为6个月，其他的家庭成员只有1个月。
19世纪，服丧期的确变得长了一些，而且在整个世纪中服丧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巴黎，寡妇要服丧1年6个月，外省则是两年。
男人们为妻子服丧的时间却只有她们的一半：在巴黎是6个月，在其他地方是1年。1913年出版的一本书是唯一描述了相等服丧期的来源，寡妇和鳏夫都是两年。其中独树一帜的建议还包括：为父母服丧两年；所有其他人则限制到1年甚至按1828年《民法典》中的例子是6个月。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随着19世纪的推移，服丧期确实是延长了而没有减少。为祖父母服丧的时间从四个半星期上升到6个星期，为兄弟姐妹服丧的时间从两个月上升到6个月，为叔伯婶姨服丧的时间从3个星期上升为3个月。为直系表兄弟姐妹的服丧时间基本未变：1828年时是15天，后来从15天到了1个月。在第二帝国期间，父母开始为夭折的孩子穿戴丧服。
服丧包括三个阶段。依据寡妇的情形来看，她的主服丧期在巴黎要持续四个半月，在其他地方是6个月。在这期间，她穿黑s的绒线服装，一方黑s绉纱做的头巾和面纱，黑s的亚麻手套，不能佩戴珠宝，也不能烫发或喷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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