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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东宫·西宫》/丁东(2)
你选择了同性恋作为你影片的主要题材,一开始是什么初衷呢?
起因是我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北京有一个艾滋病研究所,他们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可是找不到采访对象。有人就想出了个极馊的主意,和各大公园联合起来搞。在公园里抓到了一些同性恋者,然后用审问的方式获得问卷。我当时对采用这种方式来猎取别人心中的秘密,深受震撼。我就从这儿产生了想做一部电影的念头。当初
仅仅是从这个角度开始。当我发现这个题材时,更多地想到的是: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同性恋、而本人也不是同性恋的警察,他在不断地听一个同性恋者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以后随着不断的访问和调查,特别是小波加入以后,影片就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思想领域,它已不单纯是一个社会问题题材,而且从影片中体现出了更多的诗意和力度。我觉得我们这部影片向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深的心理空间,是一部探讨人的心理,挖掘人的内心世界的影片。
你和小波最后的接触是什么时候?
去年我和他最后碰了两次面,那时《东宫·西宫》刚刚拍完,还没有做完后期。那段时间我要去法国,再从法国去美国,因为有4个月的学者访问。那时李银河也离开北京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他来我家,就在外面的桌子旁坐着,正好有一个法国电影节主席的夫人也来我家。小波那天脸色非常不好,心情显得很郁闷。我发现他经常趴在桌子上,或是仰面看着天花板。我就问他,你是怎么搞的?他说最近夜间打e…mail,经常时间是颠倒着的。那天我就觉得他的身体是不是什么有问题,很替他担心,劝他要注意,看来他的病还是有一些先兆。
现在回过头来看,他在很多作品中都提到了心脏病,看来他对自己的病也不是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小波生前看到这部片子了吗?
他没有看到。
这部片子在国外得奖他知道吗?
他知道。
我听银河说,小波开始不是很愿意搞剧本,因为他以前没有搞过剧本。
对,他跟我说过,他感到弄这个剧本很困难。我也感到很困难。因为我和小波都不是同性恋。作为异性恋者写同性恋的剧本,更多的东西我们要去体会。所以,小波经常跟我说,弄这么一个东西有时候是有点儿扭曲。现在我经常回过头来看他写的那些阿兰的台词,可以感受到他的功力。一个作家或艺术家经常会面临这样的现实:你必须去承受你从没有体验过的处境和心态,而且要把自己的心放进去。所以我觉得,对小波来说,做这个剧本确实是很难的。中国的编剧在国际上拿奖的很少。而这部电影在阿根廷电影节得到了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摄影奖,由此可以看到8位评委对这部电影的很准确的评价。
据你了解,阿根廷电影节在国际电影节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这个电影节实际上是个大电影节,在70年代,它曾经是全世界四大电影节之一,像特吕弗、戈达尔等很多重要的导演,还有很多非常好的影片,都经常去这个电影节。它去年重新开始办,所以办得非常大,第一名大奖是60万美金,吸引了很多国家的优秀影片去竞争,它有8位评委,都是非常优秀的电影导演和演员。我们这部电影实际上是可能获得大奖的。这部影片和西班牙的一部影片竞争,4位评委(两位美国和两位欧洲)为了使我们这部片子获大奖,延迟发奖一个多小时,阿根廷报纸把这些细节报道出来了。后来我们的电影获得了除大奖之外的所有重要奖项。
王小波去世后,有过3次公众的悼念和纪念活动,你都去了,但你为什么都没有发言呢?
在这样的场合里我愿意多听一听,多想一想。小波生前的朋友我差不多都不认识。我参加了几次这样的活动,发现作家很少。最后一次我带朱文一起去。他从南京来,提出想参加这样的活动,我看现场好像年轻的作家就朱文一个。我认识的很多作家大都没读过小波的东西,这使我很吃惊。我有机会在这种场合看到了很多小波生前的朋友,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安慰。
有关《东宫·西宫》/丁东(3)
我与小波相处的日子里,一直都处在紧张、忙碌的状态中,不是拍片,就是工作。我与小波的谈话大都是我跑去找他,谈剧本、谈工作,然后在一起吃饭。我把他介绍给很多我周围的朋友,我发现他不是特别喜欢交际的人。我这个人也不太善言。从电影学院毕业后,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别的会议,只参加了悼念小波的这3次聚会。我觉得这样的会议应该参加,能够借此机会认识小波生前的朋友,我也感到很高兴。总之,我很幸运,小波生前写的唯一的电影剧本,他唯一一次介入电影创作,是与我一起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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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一位知识分子和一个时代(1)
谢?泳?丁?东
一、王小波现象
谢泳:今年4月11日,自由撰稿人王小波在北京突然去世,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很大的震动。这种震动似乎不仅仅是对一位英年早逝的有才华、有创造力的作家、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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