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长回家将自己身上的惟—一套衣服脱下来,将小j子用一块塑料布包住,躲在屋里用清水仔细地搓洗衣服,他不能麻烦妈妈,妈妈双手颤抖,端个水盆都很吃力,自己的衣服都很难洗净呢。没有肥皂,就多洗几遍,拧一拧就湿乎乎地穿在身上
,然后去学校的垃圾堆里又拣回几支铅笔头和背面能写字的废纸,就算做好了上学前的准备。这一晚上他好久睡不着觉,能上学了,终于能上学了!妈妈也非常高兴,虽然她大字不识,可他经常告诉儿子,就咱这家庭,念书,兴许是惟一的出路。也许这句话对儿子的烙印太深,在幼小的心灵里打下的根基太牢了,不然咋那样强烈地求学呢?从此他天天第一个到校,最末一个离开校园,直到小学毕业。
弟弟宁长比哥哥小三周岁,在哥哥的熏陶下,六岁就上了小学,中间两次跳级,最后离哥哥只差一步之遥。哥哥也想跳级,又不忍心离弟弟太远,就一边学好自己的功课,一边担任起弟弟的课外辅导老师。兄弟俩在于村小学念书的几年,他们的所在班级,第一名无人能与他们挣抢。
中学在公社驻地,离于村俩儿没有车子,也没有条件住宿,就早出晚归,中午带饭。他们吃饭从不和别人坐在一起,从蒸锅里拿出饭盒,就悄悄跑到一边,里边除了苞米面饼子,就是咸菜条子,哥俩儿一言不发,闷头吃饭,其间还你推我让,最后将饭盒舔得干干净净,就去自来水管前咕嘟嘟地喝饱凉水,马上坐在教室里百~万\小!说学习。有时候同学们问他们带了啥好吃的,总不露面。他们只是笑笑:“大米饭呗。”他们都自尊心很强呢。
遇有半天或休息日,他们就要早早地颠着碎步跑回家就去责任田里劳动。哥俩儿渐渐大了,田地里还像小时候那样荒芜,该让人笑话呢。哥俩儿读初中期间,家里的田地就很少求人帮忙,长得也有些模样儿,除了自家够吃,卖些给哥俩念书,还能还些欠账呢。宁长中学毕业那年,有一天他领着弟弟在乡里卖大米,哥俩儿破天荒地给母亲买了一件十几元钱的花布衣裳,走到卖食品的摊前,哥俩儿脸一撇,都加快了脚步。从懂事那天起,哥俩儿没吃过一块糖,没买过一块饼干,到现在,他们还不知道糖和饼干是啥滋味儿。回到家里母亲抱着儿子给买的衣服,高声大喊:“儿呀,你们疯了,脚趾头都露r了,不买双鞋,给我买这干啥?”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妈,你太苦了……”哥俩儿一齐扑在妈妈怀里,娘仨儿哭作一团。
宁长上高中那年,在红柳乡是惟—一个考上县里重点高中的学生。走前他对弟弟说:“就咱家这条件,一无权,二无钱,自己不下狠劲考上去,没有第二条出路!”弟弟用力地点点头,第二年也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
宁长上高中那天已身无分文了,他拿着录取通知书在新生报到处团团转,就是不敢报到。负责新生报到的老师将问题反映给校长,校长叫先把学生留下,高出录取线四十多分,别说在农村中学,县城中学也是首屈一指!校长随后拨通了局长电话,局长指令学校按最低限度收费,并立即组织人员捐款。宁长也很快成了学校的名人。后来县城里很多人都知道县高中有个高材生,家庭条件最穷,学习成绩最好,将来很可能成为徐县的希望之星。为经济所迫,宁长极不情愿地去过县民政局求救。那天他怯怯地站在民政局的大门外,几次欲敲门,又将抬起的手放下来。一位女同志出门发现了他,还以为是路上没钱,请求遣返的。那女同志就因家里有钱,孩子又不好好学习而苦恼。她问清宁长的来由,非常感动,马上让坐倒茶。负责社会救济的李科长也主动把他请到屋里,让他填写申请救济报告单,以最高额一次救济他5oo元钱,并明确表示,宁长的穿戴他包下了,社会各界救济的衣物由他挑选。宁长流着眼泪走出民政局大门,一个很大的决心也随即下定了:用行动回报社会,回报徐县的父老乡亲。也许他对认准的理儿咬得太死;既定的目标太狭隘,太具体了,这对他日后的发展是很不利的,这自然是后话了。
整个高中期间,宁长除了学习是按高标准要求自己,生活上仍按最低标准要求自己。常常一天三顿咸菜,一袋方便面要分做两顿来吃,饿了就喝点开水补充肚子,喝不下去就兑几粒咸盐。上课他常常冒虚汗,晚上饿得睡不着觉,三年高中下来,体重掉了三十多斤,人瘦得像个影子,走路直打晃儿,只学习,一直是年级组的第一名。报考志愿时,别人以为他一定会报北大的,他却报了个省内专科,理由是,急着回报社会;还有一条,他要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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