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赶上火车，拉到德国。这对所有的犹太人来说简直是一大灾难。可对那些还不懂事的孩子却不然，他们很高兴能见到阳光。当然，刚从地下上来的时候我们怕见阳光——眼睛受不了——过一段时间就恢复了。
这里我就不讲集中营的事了，你们从电影里、书里都看到不少，比我知道的还要详细——我那时还小，不大记事。唯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这些跟妈妈一起住在女牢房的孩子们都十分害怕男人。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牢牢地刻上了这样的原则：女人就是安全，而男人则是可怕的危险。他们打小孩，杀小孩，他们会仅仅因为孩子哭的声大就把他像只小狗一样杀死。最可怕的是，他们会把你和妈妈分开。年龄小的孩子吓得寸步不离妈妈；我们时刻拉住妈妈的衣服不松手。
列夫什卡哥哥被带到男牢房，后来再也没见到他。琴娅很快就病倒了，被送到医院，又从医院被拉到焚尸炉。剩母亲和我了。我们还算幸运，居然活了下来，又回到了利沃夫。
可父亲在家中又娶了一个位新太太，还生了个孩子。他给母亲路费，让她到列宁格勒投奔亲戚。他还答应给我生活费，但母亲拒绝了：那种时候钱算什么，她相信，自己是位钢琴家，在列宁格勒会很快找到工作。然而正是这种单纯与天真毁了她。
我还要讲一讲发生在奥斯威辛的另一件事。一天，女囚们发现一项灭绝所有犹太儿童的命令正在策划之中。实际上那时在那里的犹太孩子已经被灭绝得差不多了，尽管大家都想方设法保护我们，可还是无济于事。我母亲叮嘱我切不可离开她半步，要是看到“好看的男人”，不管他是谁，我必须赶紧跑回去，钻到我们那张床的褥垫下面藏起来。我那时瘦得皮包骨头，趴在垫子底下上面连个包都鼓不起来。后来，母亲强迫我改掉这个坏习惯时可真费了不少劲。甚至我们到列宁格勒住下之后，我又懂了些事，每当有陌生男子进我们家，像房管所的人或是邻居，我都会一言不发地径直跑到母亲的褥子底下躲起来。
我一天天长大，开始上学了。我不再往褥子底下藏，可对男人的恐惧心理还没有消失。
在学校，我门门功课都是优秀，除了美术——这门课的任课老师是男教师。每次我在走廊遇见校长，我都畏缩地退到墙根，他跟我说话时我一个字也答不出来，我吓得根本听不见他说的是什么。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渐渐地好些了。可到了十几岁时我怎么也理解不了我的朋友们：她们怎么会跟青年男人产生温柔的感情？每当男孩子跟我接近时，我便想象他穿着德国党卫军的制服。母亲给我讲她跟父亲的事，这在我心中已播下了对男人不信任的种子；但最可怕的是在集中营时打下的烙印：一有男人来就赶快藏起来，不然就会大难临头。
大家也许会奇怪，既然有恐惧心理，我怎么还结了婚呢？
很简单。母亲逝去后，亲戚们供我读完音乐中学又上了大学。
大学毕业后，他们便开始c心我的婚事，想让我尽快成家安定下来。抚养我的舅舅和姨妈年纪都大了，他们想尽快实现对母亲许下的诺言，而不想在我还没找到归宿以前就离去。
他们给我介绍了好几个聪明漂亮的年轻人，都是犹太人，而且他们都想娶一位住在列宁格勒的姑娘。其中好多人都很喜欢我，可我每次都哭着拒绝了，说我不想使我的家庭不幸福。有一天舅舅的朋友来看他，那是一位年近40岁的鳏夫，想让舅舅替他介绍一位性情贞静、贤惠的女人，来为他12岁的女儿当妈妈。这个人我一点也不害怕，并且我还十分可怜那小姑娘：我也是12岁的时候没了母亲的。
但是波里斯·尼古拉维奇根本没注意我，那小姑娘也只是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他们走后，我鼓起勇气告诉舅舅说只有这个人我不害怕，我可以嫁给他。可舅舅吃了一惊，想说服我：“你自己还是个孩子呢，你怎么能抚养那么大的女儿呢？”——他不同意这门亲事。但我做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壮举：波里斯下次带着女儿来舅舅家时，我把小列奴丝娅叫到我的房间里告诉她我是谁，还说我愿意做她的妈妈。亲爱的小列娜哭了起来，张开手臂抱住我，喊我“妈妈”。她用3天时间就为我和爸爸牵上了红线。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共同的生活，我的恐惧心理也很快就消失了，除非有时在睡梦里……听了尼尔娅的故事后，大家都很难过，爱丽什卡还抽抽嗒嗒地抹起眼泪，像小孩子一样吸着她的翘鼻子。
吉娜摇着头骂道：“这帮畜生，真是一群qín_shòu不如的东西……如今在我们营里当然也没有娃娃们的好果子吃，可那些家伙毕竟也是我们的人，不是德国法西斯呀，还不至于杀害那些娃娃。”
“你说的是哪个，吉娜？”
“我们的，苏联的劳改营呗，那儿还有娃娃们的住处呢，叫‘母子间’——母亲带孩子住的营房。要是女犯有孩子或是在那儿生了孩子，就被送到‘母子间’去。谢天谢地我眼下没服刑，要不然我这小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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