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渐渐对一位德国技工产生了好感。他叫彼得,按我们的习惯可以叫他彼特亚。他干净,漂亮,严肃认真,还会讲俄语。只有一点不太好,他信教。这在民主德国并不稀奇。也许正因为如此,后来他得知我怀孕时,他只字不提去做流产,而是赶快跑到他们领导那里去申请和我结婚。他的领导同意了,可我的领导却不听这一套。他们把我调离油轮,在党委会、工委会等等各种委员会里动员说服我,甚至毫不客气地讲:“去把孩子做掉。我们绝不会放你走。不然你就劝你的那个老德留在苏联。”
可这怎么可能呢。在罗斯托克,彼特亚有父母兄弟,还有自己的一幢带花园的小房子;而我是个孤女,挤在集体宿舍里祝孤零零的,一无所有。我怎么能够彼特亚离开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能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舒适、甜蜜的家呢?我只好跟他们挑明了:“你们不分给我单元房,但至少也得给我一间屋子让我们住,这样我才好说服他留下呀。”
“你也太聪明了。”他们说,“如果我们都给你们房子,那你们还不都跟老外胡搞起来了。我们没给你们房子,你们不也怀了孩子。”
这种激烈的舌战使我难堪,使我体力不支,在第五个月时我小产了——是个男婴。不过我的身体还好,只是不敢写信把流产的事告诉彼特亚,怕他万一变心不娶我了。他在那边为我不懈地奋斗着,给德国和苏联的各有关部门寄送材料。
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我们双方的领导都对此有着一致的意见。到了我的预产期,彼特亚给我寄来一件猫皮大衣,还有一大包婴儿用品,都是些稀罕的高级化纤织物,我们宿舍楼的伙伴们都跑来大开眼界。我抱着那包小衣服哭啊哭,哀叹自己命运不济。
后来我收到他的绝交信,他说我欺骗了他。我至今也不知道是谁写信告诉他关于孩子的事。或许是邻居们出于妒嫉,从他给我的信上偷看到了地址,也可能是组织上出面了结了此事。
后来怎样了。唉,没什么好说的。我和船厂的一个不错的人结了婚。他爱喝两盅,但其它方面还可以。当然不能同彼特亚相比。彼特亚是受过很好教育的德国人,最能理解女人的心。我只有彼特亚送我的那件大衣,好像永远也穿不坏。
有时我会抱它大哭一场:你这个坏东西,我对它说,为什么你不快点磨破,也好让我把你忘掉?可我又舍不得卖掉它。那些磨不掉的回忆……“是的,真正的猫皮是穿不坏的……”尼尔娅若有所思地说。她是位音乐教师,态度文静,肤色微黑。“我母亲也有一件,穿着它度过了战争的岁月,后来还给我改了条大衣领子呢。”
“这不新鲜,”奥尔佳笑道,“四年时间对毛皮大衣来说并不算长,我那件还跟新的差不多呢。”
“可你根本不知道我母亲是怎么穿的:在地d里穿,在集中营里当铺盖,还有一次在法西斯的眼皮底下掩护了我呢。”
“给我们讲讲吧,”爱玛道。
尼尔娅含泪摇了摇头:“以后吧,行不行?现在我不能……以后吧。”
拉丽莎从床上坐起来:“我来讲讲我的初恋,你们想听吗?”
“当然想听。”女人们喊道。拉丽莎一直是大家注意的中心,因为她性格沉静,独立性很强。来探望她的只有几位同事,仅仅来过三四次,可她没有流露出一丝不安来。病友们自然都想知道她是如何变得这么自强、自重的。
拉丽莎稍加思索,便开始讲她的故事。
故事之二
由生物学博士拉丽莎讲她的一次充满激情的恋爱,这爱情由单恋发展到双方的倾心;她还战胜了一个情敌。她曾一度以为自己的恋人已经不在人世了,但她仍在痴心地等待,直到他又回到她的身边。
可没过多久他们又分别了,她等啊等,最后几乎绝望了,这时她发现他已经死了。她期望着能再遇见一个像他那样的恋人,却始终未能如愿。最后她决定不再寻觅,便打算生个孩子自己抚养。
我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恋爱发生在我5岁的时候……你们别笑,先听我讲,等我讲完后,也许你们就笑不出来了。
那是战争年代。我父亲主管一个军用飞机场,我母亲是一名军医,他们都在一个单位工作。因怕我在战乱中丢失,不愿将我寄放在亲友家中或儿童养育院里,就把我带在身边。机场随着战线的移动不停地搬迁,我也跟着他们一同转移。我伪装起来,躲在一包衣服下面,遇到检查,便一动不动。上级领导到单位视察时,他们便把我藏起来。我就这样跟着流动部队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
有一次从航空学校分来一名新飞行员,他才18岁,是这里最年轻的战士,可那时他在我的心目中却很大,是个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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