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人在决定跟着刘忠然,去向一头恶狠狠、豪无人性的野兽“求和”的时候,就应该要有这种觉悟的。
“是的,一份卖国条约。”陶佑苦笑了一下。
事实上,在看清那一份条约之前,他和高武两个人是真的相信“主和”才是能给华夏带来未来的唯一办法,也是真的相信刘忠然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把华夏民族在战争中所遭受到的伤害降到最小。所以,他们才会那样维护刘忠然。
直到看清了山野留下的那一份条约,他们这才明白,他们这是被骗了!
那份条约提出的要求十分苛刻,霸占华夏的程度,更是大大超过了以往。他们要把控的地域,从华夏的极南到极北,从黑龙江要到了海南岛。而其中,所包括的事务,下至矿业、上至天象,无论是主权、领土,还是交通、武器、银行等等的一切,他们都要毫无遗漏地持有和把控。
那是一份日本以“日、满、支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为烟幕,置华夏于日本的奴役之下,等到华夏对日本再无不满、抵抗之心,日本再将华夏彻底吞食的卖国条约。
或者,那甚至都不是“卖国条约”了。那应当被称为“送国条约”。若真是按着那份条约来做了,到最后,“和平”确实是“和平”了,但彼时和平着的那片土地,却也不能在被称之为“华夏”了。
“这份条约咱们不能签!”
那时候,他刚一看完那份条约,立马便惊出了一身冷汗,把条约扔到了高武的手里,没等高武看完,便连忙对着刘忠然急声道。
他的话刚一说完,高武三两眼地把那份合约看了个大概以后,便也紧跟着皱眉劝道:“司令,这份条约要是签了,华夏可就真的完了!我看,我们都退出了内陆了,干脆也别管和谈不和谈的了,干脆就在香港这隐居吧!”
说完,啧了啧嘴,有些焦虑,怕刘忠然真要签了这份条约,高武还忍不住坚定了语气,又劝了几句,“总之,司令,我们决不能继续跟日本人谈判呀!我们可不能真像那些人说的那样,真去做了卖国贼!”
彼时,刘忠然只是从高武的手里收回了那一份条约。毕竟,山野给了他七天的时日,他当时不说话,他们摸不准他的想法,便也只能在煎熬中等待他最后的决定。
“说实话,当时的我,对刘忠然还是十分有信心的。毕竟早在抗战开始以前,在进到国民政府从政以前,我便偶然识得了刘忠然。并在其后的日子里,我在与他的交谈中,与其引为知己。甚至,在我当初刚刚产生了要从政的想法时,还是他亲口鼓励了我。”
于是,整件事的最后大致也便是如此了,刘忠然决定签下那份条约。要不然他和高武,今天又何至于背叛刘忠然,重新找上秦非正?
话说起来有些唏嘘,就连陶佑本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口口声声说着“要为华夏之崛起而披荆斩棘”的人,最后会同意签下那份卖国条约。
在无数次同高武的探讨中,他们不得不承认,人,是会变的。
彼时的刘忠然已经完全受日方控制,极力迁就日方。或者,他当然也可以选择拒绝日本。但此时的他已经全然不被内陆的任何一个组织接受了,拒绝日本以后,他奋斗了将近半辈子的权力,便将全部化作须有。
在曾经爱过的初心和掌控在手里的权力比起来,终归还是权力更重。于是,哪怕明知是卖国,刘忠然也仍旧是铁了心要去做。
“他同我和高兄不一样。就好比喝毒酒。我和高兄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刘忠然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把它喝完。”陶佑垂眸,神色讪讪,“他一心想要成为日本建立的‘新政府’的首脑,我和高兄已经无力再去劝说。”
或者,那时候的刘忠然还在自欺欺人地想,“只要新政府还是由华人来做首脑,那么,华夏就只能是华夏”,但是他们却知道,要是跟着刘忠然再这么继续错下去,不论是华夏还是他们,都只能是死路一条。
陶佑嘴角的笑意有些嘲弄,“就像是污泥中的一粒黄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却又好像已经是污泥中的一分子了。”
他没想过要卖国,最初从政的时候没有,从国民政府出走的时候没有,今后也没有打算要有过。甚至,刚跟着刘忠然离开的时候,听着有些文人把话骂得难听,他还自比傲梅忍辱负重,但现在想来,其实实在是他和高兄两个自己太蠢。
“最沮丧绝望的时候,我也想过干脆用死来寻求解脱。有时候和高兄两个坐在一起,谈起现下处境,便总觉得只能是研究下该用何种死法。”
“投水?触电?自戕?”陶佑自嘲般笑着摇了摇头,“大抵是我和高兄这两粒黄沙还有留恋着不能死的必要。知道内陆如今还有许多如同当初的我们一般懦弱的人,想着能不能用屈辱的和平来赢得一时的安宁,我和高兄便又在刘忠然和日方签订条约的当天逃了出来,一路躲着刘忠然的追杀,想来再见见总司令最后一面。”
“也没想着在犯错以后,总司令还能庇佑我们,我们之所以逃出来,一是想将刘忠然集团的具体所在位置告之总司令,二便是想将此事公之于众,予想以‘和平’来结束战事的人们一个警醒。”
说完自己想说的最后一句话,陶佑觉得有些口干,沉重的肩膀却是轻松了不少。
锦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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