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房依旧是静悄悄的，不见儿子的踪影。
夫妻俩又走出门，漫无边际地穿行在城市的每一条马路上。
百货商店关门了，门前已经一片冷清，小人书摊儿早收了，留下的是几张废报纸和四五个破砖头。
火车站里人倒是不少，排队上车的人一个挨着一个，等车的人歪七扭八地坐着睡着，一个一个地排查，没有儿子的踪影。
城郊的小河边，天上繁星点点，河面泛着浅白的微光，什么都看不清，只有草棵里的虫儿唧唧唧地叫得欢，偶尔有蛤蟆扑通跳入水里。
两人喊了几声“小山子”，声音传出很远，却不见回应。
这时候，钟树林已经出了一后背一脑门子的汗，把自行车放倒在河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李春花站在旁边，嘤嘤地哭起来，声音压抑着，一如二十多年前那个洞房花烛之夜。这哭声，一下子触动了钟树林内心中最柔软的部分，他鼻子一酸，眼泪也下来了。半晌，钟树林站起身，扶了扶妻子的肩说：“我先送你回去吧，说不定一会儿孩子就回来了，家里不能不留个人，我再到外面找找。”
二人推开房门时，仍不见儿子回来，丈夫转身就向外走。听丈夫骑自行车走远了，李春花扑到炕上“哇”地一声嚎哭起来，那声音凄凄惨惨，只有那年讨饭路上睡在一户人家的柴草垛里，一觉醒来时发现母亲已经亡故的那个清晨她这样痛哭过。
钟树林像一只没头的苍蝇，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乱撞，见人就打听有没有看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半大小子，背。后来，路上已没有了行人，他就只是在马路上推着自行车漫无边际地走，期待着哪个墙角旮旯哪棵大树底下有个睡着的孩子就是他的小山子。
钟树林满脑子都是钟山的影子。从孤儿院抱回来的时候，钟山总尿炕，一晚上要换几次尿布，半夜里还要起来冲一遍炼乳，一年多时间里，夫妻俩几乎没睡上一宿囫囵觉。虽然辛苦劳累，但是夫妻二人却乐在其中，像所有父母一样，为孩子一天天成长而感到欣慰。
儿子开口叫爸爸了，在一次他下班回家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时候，他喜得抱起儿子骑在脖梗上，在地中央转了一圈又一圈。儿子咯咯咯欢笑着，爸爸高兴地哼唱着“吹起小喇叭，嗒嘀嗒嘀嗒，举起小铜锣，的隆的隆冬”……
儿子上小学了，像许多爸爸一样，他把儿子抱在自行车的横樑上，儿子毛茸茸的小脑袋就在他鼻子下边，蹭得他心里痒痒的，一种叫父爱的东西爬上心头，在身体里一点点蔓延开来。
自从钟山进了家门，他觉得生活过得开始有了滋味，更有了奔头，与春花的亲情也一天天浓厚起来。可是，就是昨晚上的几巴掌，他把儿子打跑了。他后悔，后悔自己当时的冲动，后悔得想揪自己的头发。他在心里一遍遍地喊“儿子回来吧”，他再也不会动儿子一指头，再急也不会，他要和他讲道理，他相信儿子听得进他讲的道理，科室里的同志都说他讲话有水平，听着人心里暖和，大道理经他一讲解就变得简单易懂了，他一定能教育好自己的儿子，不用武力，只凭一张嘴。可是，儿子这会儿究竟在哪里啊。
也不知走了多久，东方的天空已经放亮，街道上传来“哗哗哗”扫马路的声音，钟树林推着自行车耷拉着脑袋走进院门，李春花闻声推开房门，见回来的只是丈夫一个人，忍不住眼泪又流出来。钟树林停好自行车，一双手搂住了眼睛红肿浑身颤抖的妻子瘦弱的双肩。他的心也在流泪，可面对妻子，他要表现出坚强来。
上午，钟树林去派出所报了案，也不上班，又回到了家里。整个上午，夫妻俩不吃不喝地坐在屋里，哭丧着脸，也不说话，心像滚油煎的一般，听着屋外的响动，焦急地等待着儿子的消息。
傍晌午的时候，院门有了响动，夫妻俩一齐奔向屋外。是乡下的大哥钟大年，跟在身后垂头丧气的孩子，正是他们想得心焦盼得心碎的宝贝儿子。
☆、第十二章离家出走
那天早晨，钟山离开家，越过学校门口，仿佛没有看见陆陆续续走进校门的老师学生，飞快地跑向汽车站。他记得，去柳树屯的早班车早晨8点半发，他得在一个小时内赶到汽车站。
钟山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跑进车站售票室，他的头刚刚超过卖票的窗口一点点，吃力地踮起脚尖儿伸出手递给里面穿制服的售票员5元钱，弱弱地说买一张去柳树屯的车票。戴蓝色大盖帽穿白色半袖制服的女售票员头也没抬，收了钱，在票面上盖了红戳，连同找回的钱币一同推出窗口。
在候车室等了约莫半个钟头的工夫，车站广播里喊去柳树屯的乘客请拿好物品到2号剪票口剪票了。人们呼啦一下拥到了剪票口，钟山被大人们挤到了后面，手里紧紧地攥着那张印有红色日期的硬纸板车票，好大一会儿，拥挤的人流都出了门，钟山才凑上前去，把车票递给剪票员，眼看着纸板上剪出了一个小豁口。出了门，一辆挂有“青山——柳树屯”牌子的红白道圆头大客车停在外边，车厢里已是黑压压的一车人。
“后面的再往里挤挤，还有几个没上来呢。”乘务员大喊。
车里面的人缓缓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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